IIA编者按

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为发达经济体？

在郑永年教授的新书《中等技术陷阱》中，通过对欧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发达经济体以及拉美与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郑永年及其团队提炼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郑永年教授指出，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科技进步层面，中国想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的互相配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完成下一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

并不是“现代乌托邦”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可以说，这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式的现代化定义，也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

这五个特征中，除了第一个特征具有“中国特色”，其余四个特征可以说是普遍性价值观，是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努力争取实现的。

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更多的是从政策层面来加以定义的，但这一概念绝对不是重构一个现代“乌托邦”。实际上，所有这些价值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五个特征是对中国实践和实践所追求目标的政策表述。

然而，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还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首先，现代化始于近代的西方。自近代到今天，如果把西方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定义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那么这些经济体的总人口在10亿左右，而今天中国的人口是14亿左右。

其次，就中国式现代化其他四个特征的表述而言，中国并不满足于迄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

光就人口规模来说，足以使人们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难度，而要避免发达国家各方面并不协调的现代化，并实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会更加困难。

“0-10”的技术创新，

中国目前的水平是“4-7”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

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被视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甚至“中国创造”一度成为众所周知的词语。从绝对值来看，中国制造业在2021年的增加值在全球占比高达29.79%，接近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五国的总和（30.82%）。然而，与世界一流制造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体现为大而不强。

2019—2020年各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 （图源：中信出版公众号）

根据中国工程院于2019年、2020年发布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强度仍然处于第三阵列，甚至面临被第一、二阵列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掣肘于中低端的风险。除此之外，在关键技术上也受制于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集成电路的进口依赖占比为80%，大型优质铸锻件的进口占比为90%左右，高档液压件、密封件的进口占比接近100%。

就技术水平而言，无论是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目前中国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水平。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第一，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0到1”的技术创造；

第二，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即使就应用技术而言，中国在“1-10”的刻度内也处于“4-7”的位置，缺少“8-10”的技术水平，或者说，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

第三，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赶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

6月16日，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参观者与四足行业应用机器人互动（图源：新华社）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

环境急剧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现实的环境中来实现。然而，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

从内部发展水平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大转型，从一个贫穷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是还须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

虽然“现代化”是一个复合概念，涉及方方面面，有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以及社会（人）层面的，但从近代以来的经验看，现代化主要是由科技进步所引发的其他方面的变化。科技变化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科技变化本身也需要内在和外在的动力。也就是说，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

科技进步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就经济指标而言，中国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很大的距离。虽然一些社会群体和一些地区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总体来看，我们国家还处于中等收入经济水平。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300美元发展到今天的约13000美元（截至2023年），但与发达经济体的50000-60000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就中等收入群体来说，虽然我们的这一群体数量已经达到了4亿，绝对规模很大，但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一般为60%-70%，至少是50%以上。

就外部环境来看，国家面对的挑战更为严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的现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相向而行：两者互相依赖、互相强化。但是，今天这一情况不复存在。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更是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有能力和有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对其构成竞争的国家，这一态度也反映在其对华政策上：美国伙同其盟友对中国的高科技实行“卡脖子”和“系统性脱钩”。虽然在欧盟考虑到其企业的利益而使用“去风险”的概念之后，美国也使用了“去风险”这一概念，但对美国来说，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其最终目标都是统一的，即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维持其绝对霸权地位。同时，美国也在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比较而言，中国失去了此前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外部条件。

2024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等涉及约18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进一步加征关税（图源：新华社）

中国式现代化

目标如何实现？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下一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实现是由很多要素共同促成的，但是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抑或是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技术升级以及基于技术升级之上的产业升级是其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与核心。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无法实现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科技变化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相辅相成。例如，制度要素和科技的变化之间相互关联，即制度要素既可以推进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对科技进步构成阻力。但实际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而科技更是经济的核心。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启动和造就的。也就是说，从科技变革的角度更能透视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

从经验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从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扩散而来的技术来实现，但除了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

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0-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

那么，科技进步层面，一个国家该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才更有可能出现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条件称为科技创新的“三位一体”模式。这三个条件是：

科技创新的“三位一体”模式 （图源：中信出版公众号）

第一，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确立科学人口培养系统。大学是培养科学人口的主体组织，要做好两项主要工作：把“科学人口”的基数做大，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兴趣且有能力去从事基础科研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让这些人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的能力。

建立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这个基础科研的管理体系中，必须尽量减少行政干预。提供开放式的实验室，赋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

建设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软基建。虽然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依然必须有足够的金融投入，解决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薪资待遇、福利和保障等问题，即“软基建”问题同样重要。

第二，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一个国家应用技术系统的综合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总的来看，中国的科技发展目前基本上还处于技术应用式发展阶段，我们仍然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被一些人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都不是我们原创的，我们只是利用我们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庞大的市场，在改良和推广这些应用上处于领先。

在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共享单车摆放有序 （图源：新华社）

第三，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金融支持系统，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就金融体制而言，缺失风投体系是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短板。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稳定服务的，无法扮演华尔街金融体系的角色，也很难产生像美国那样的风投体系。但如果我们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就可以获得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转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除了金融和国有资本的作用，政府也必须通过金融改革发挥科技创新作用。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困境在于真正需要资本的科创企业拿不到资本，而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则“被”给资金。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三个条件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是因为这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西方什么是加杠杆炒股，人们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国家、市场和金融”三者之间的一场持续“游戏”，即国家负责基础研究，市场负责应用技术，而金融负责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转化。缺失任何一个条件，不仅会使技术创新很难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实现持续的进步，更会使得技术创新在某个节点戛然而止。